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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出国留学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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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8/13 14:48:44 发布：IEE
来源：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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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命运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艰难崛起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是充满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用钢铁意志和斗争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其百年间不断迸发出的强大力量，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民族，以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影响推动着中国的觉醒与变革；无数优秀的中共党员勠力同心、前赴后继、向死而生，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视野演绎着百年来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与自身建设史。
正是由于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命运才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作为建党前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载体，留学人员群体对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具有深远影响；留学人员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长与壮大更是密切相关，进而作出的杰出贡献熠熠生辉、历久弥新、撷精取粹，对中共百年的发展历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在其伟岸精神、英烈壮举、崇高奉献和果敢作为的引领之下，具有强烈现实关切、较高知识水准和领先创新意识的留学人员群体与其如影相随并结伴而行，不但改变着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促使教育向大众化普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科教文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进而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百年留学壮丽诗篇。
出国留学活动与华侨华人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俄国和欧洲三个渠道传入中国时，日本华侨廖仲恺以及旅俄华工、旅欧华工与海外广大留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百年间络绎不绝的出国留学生，①有很多人最终蜕变为千百万华侨华人中的一员。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华侨华人的地位日益攀升，于百年间逐渐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政治力量，并不断加深自身与祖国日益密切的合作，逐步形成为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出国留学百年史的同时，关联性地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课题。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学术性目标与国际化愿景，全面概述百年间轰轰烈烈的出国留学活动以及华侨华人中具有留学经历背景的知识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建、发展与壮大之间那种命运相连和休戚与共的关系，令人震撼、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一、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经历鸦片战争洗劫、遭受外来侵略并饱尝民族耻辱的清朝末年，中国大乱；各种思潮激烈竞争，各种政党频繁立废，各色人等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恰逢此时，科学社会主义于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欧洲。时至19世纪中期，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共同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并开始在西方世界的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性翻译出相关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的语境将其表达出来。即于1899年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和123期以及相继翻译、出版的《万国史记》《富国策》等书籍中，极其简单、零碎散乱、不成体系地首次在华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有关资本论的简况。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日本影响到中国留学生，进而于20世纪初经由在日留学生等路径间接传入中国时，同样处于零散、自发、无序与不自觉的朦胧状态；或带有照搬与模仿日本的痕迹，或停留于“经济学和哲学方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内容还不多”，其中甚至包含着一些明显的随意曲解与主观误读，因此影响力和传播力十分有限，最终乏善可陈、难逃高开低走的结局；且由于旧时代以及较早留日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主要徘徊于资产阶级革新派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自的狭隘圈子里。他们或一鳞半爪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只言片语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或是热衷于传播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观点；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要义，这就导致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二、留学生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
受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留学国外追求新思想新学说新主义，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于留日、留欧、留苏俄②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出现新的热潮。其中留学生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尤为努力。
一是留日学生群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群体的留日学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参与编辑《新青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进而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意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演说与文章，传播十月革命经验、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潮，并于1920年先后策划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北京共产党小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进而与陈独秀酝酿组建“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因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同年12月初回国。在苏联期间，他参观访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撰写有关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等15篇重要文献。其间于9月22日，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举行数千人参加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在主席台上，中共代表李大钊身着立领正装，胸前戴着徽章，其动情的神态、豪迈的动作和意气风发的精彩演讲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陈独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相继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并任总书记，进行了大量建党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等筹备活动。在其创办并与李大钊共同编辑的1920年9月至1926年7月间的《新青年》上，就先后刊登了200余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介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多人共同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曾出任代理总书记，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赴武汉帮助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共同筹建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继而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了召开于自家兄长寓所（即中共一大会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并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曾接任代理总书记，还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早年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曾任《新青年》编辑，并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二是留法（欧）勤工俭学生群体。毛泽东虽未赴法（欧）勤工俭学,也并非最初的发起者，但却对留法（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到极为重大的推动作用，作出巨大贡献。毛泽东当时的主张认为，先要对国内情况和中国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再去学习西方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但他并不反对出国留学，且主张把有志青年大规模地送到世界各国去学习。在百年前社会激烈变革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注重发挥中国历史文化中含蕴的革命性，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与形式，适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代表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共早期留学群体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中能够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进而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共同信仰，统一了斗争的方向与路径，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毛泽东、蔡和森为骨干的湖南新民学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各地进步团体共同推动和组织下，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陆续约有20批次1900余人赴法（欧）勤工俭学。在留法（欧）勤工俭学的革命先辈中，湘籍人数较多，其中的著名者有蔡和森、蔡畅、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何长工等人。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等湘籍优秀青年学生创立的湖南新民学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立“留学部”并筹措资金，资助中国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向警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和蔡畅等人积极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制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在1919年3月16日由上海华法教育会举行的送别会上，赴法人数最多的是湖南人，有43名；负责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毛泽东也于14日即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此次送行活动。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19年至1920年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1920年7月，以蔡和森、向警予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为主的留法学生在蒙达尔纪召开了著名的“蒙达尼会议”，提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张，并建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还积极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回国内，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成长奠定了理论基础，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是赴苏（俄）留学生群体。毛泽东于1920年春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于此时期内先后在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组建“俄罗斯研究会”、推动留俄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立共产党进行各种准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组织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并倡导开辟赴南洋留学的渠道；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青年应广为分散于世界各地，博采各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在比较与鉴别中，寻找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所以毛泽东并不赞成留学生都涌到法国去，而是“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有去打先锋的人。”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0年9月发起组建革命团体“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于其《简章》中明确规定要推动“赴俄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旨在研究苏（俄）革命经验，身临其境研学马列主义。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时间，约有1400名中国留学生陆续赴苏（俄）学习救国真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等校园内留下了研读马列主义的史迹；正是由于系统地接受到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进而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译作，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较深入地了解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如任弼时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苏俄政治经济状况》《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等文章；罗亦农等人翻译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王一飞翻译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并与瞿秋白合译《政治经济学浅说》，这两本书被列为当时中共党员教育的基础教材。
三、三大留学生群体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巩固
百多年前的旧中国，名目繁多的政党林林总总多达300多个；孙中山先生于早年就曾设想效仿西方社会实行议会制民主和多党制竞争，但多党制经过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完全行不通；最终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持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崇高且长期的历史性目标必然要经历若干个艰苦卓绝的历史阶段，而且需要聚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和有识之士。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社会引发激烈震荡，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著名论述生动阐明了马列主义在旧中国时代从早期传播到立足渐稳的历史性演变，进而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论断与革命真理。
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道，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看到帝国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懂得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留学生群体不但分别从日本、苏俄、欧洲三个不同渠道引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全国各地组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筹建早期政党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直接策划组织了全国性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与此同时，俄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也开始考虑设一个“东方局”，主要任务是“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继而派遣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同志以俄共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率一小组赴华，先后结识了李大钊、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张太雷、戴季陶、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周佛海、孙中山等人，并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与陈独秀接触进而得到积极响应。维经斯基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进而取得的共识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任何只是学术性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都是不够的，是时候应该组织一个政党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了。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高层领导核心成员主要由四个部分的人员组织构成：第一部分，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彭湃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留日学生群体。第二部分，是瞿秋白、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等于1920年起陆续赴苏俄工作或留学期间成长起来的共产革命骨干群体。第三部分，是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向警予等为代表的旅欧勤工俭学生群体。第四部分，是张国焘、邓中夏、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等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内先进知识分子。③
中国共产党以其新型政党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以其鲜明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愿景追求以及先进的思想武器创造了别具生面的政治发展道路，给百孔千疮的近代中国带来峰回路转的希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1923年开始陆续批量派遣领导干部以及党团员骨干赴苏联留学，其中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何叔衡，以及张闻天、叶挺、关向应、王稼祥、博古、王明、左权、乌兰夫、师哲、杨尚昆、陈赓、伍修权、刘伯承、凯丰、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是这批留学群体的主要代表。与此同时，成立于1922年的中共旅欧支部也于1923—1926年期间先后安排数批留欧勤工俭学生转赴苏联留学，其中有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蔡畅、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后来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留学人员回国后先后加入或转入中国共产党的典型事例：一是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苏英才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其“受苦受难于旧中国、赴苏留学并参战于苏联卫国战争、回国后务工务农于工厂和乡村、年仅28岁即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的光辉一生，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出国留学人员中的典范与楷模。当年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地表示：“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言之切切、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二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20世纪初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07年14岁时即赴美国留学，并就读于佐治亚州梅肯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获学士学位后于1913年回国，进而为中国革命建立丰功伟绩、顽强奋斗一生。1981年5月15日，88岁的宋庆龄于病危期间，当被问到是否还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时，她虽已无法说话却连连点头。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接收宋庆龄为中共党员的决议。15天后的5月29日，宋庆龄与世长辞。虽然只有15天的中国共产党党龄，但正如毛泽东早年对她赞誉的那样，“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虽是党外人士，但中共早已将宋庆龄作为党内同志对待。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担任国家领导职务，虽在党外，但党内所有重要文件都会送其审阅。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组成高规格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毛泽东特意提名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在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无比重要。这位20世纪享誉世界的伟大女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留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④
根据历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具有留学背景者人数所占的比例显示，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共有169人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有留学背景者为58人，占总数的34.3%，其中有19人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留学或勤工俭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当选为首届中央委员，其中陈、李二人曾在日本留学，留学生在中央领导层中占三分之二。次年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增为8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曾留学日本，蔡和森、向警予曾留学法国，留学生比例仍达62.5%。1923年中共“三大”改选后的14名中央委员中，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汉俊4名留学生，所占比例为28.6%。在1925年中共“四大”和1927年中共“五大”上，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有所回升，分别为35.7%和43.5%。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留学生中央委员又降至29.7%。1945年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留学生人数为31人，所占比例为40.3%。以上可见，除1921-1922年高于40%，1923、1928-1930年低于30%之外，绝大多数界别的留学生中央委员比例都在30%到40%之间变动。
如果以党的核心领导层、即中央局或政治局委员为背景，则留学生所占比例要高出许多。1949年前28年间共有49人先后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政治局的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其中有留学背景者为24人，占总数的49.0%。中共“一大”“二大”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人数较少，自然成为全党领导核心。1923年中共“三大”开始从中央委员中再选出若干人为中央局委员，作为最核心的领导集体，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当选，其中陈、蔡二人分别留日和留法，留学生占40%。中共“四大”时陈独秀、蔡和森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无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谭平山、罗章龙则被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取代，其中彭述之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学生比例上升为60%。1927年中共“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增至11人，其中留学生6人，占54.5%。不久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留学生在16名政治局委员中占据7席，比例为43.8%，较此前明显降低。次年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略有回升，将近二分之一。若依据党代会界别数据进行比较，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上留学生政治局委员的比例降至最低点，为35.8%。此后则长期呈上升趋势，并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达到最高点，12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有过留学经历，比例高达75%。正是此背景之下于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学生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保持在55%~70%之间。更详尽的数据显示，在建国前的多数年份里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学生比例在50%以上。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留学事业屡创辉煌
近代以来，包括数十万留学生在内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苦求苦索地探寻着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并正确地结合起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革命历史任务。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才得以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毛泽东同志于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同志于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将党的奋斗目标凝练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代化目标集中而鲜活的体现；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绘就了一幅幅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性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奋发有为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国的经济运行实力、科技创新实力、教育教学实力、国家综合实力跃上一个个更新更大更广的世界性舞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14兆美元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一大批标志性成果，若干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如航天（可载人太空舱）、5G通讯和北斗卫星技术已超越美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教学体系、产品制造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蓄了强大势能，为我国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面对来自国内外异常复杂、重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之下，依然坚定实施了重点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大方略；时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拟定了向多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决策；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有序发展打下牢固的政策根基，同时也为中国留学事业的持久建设积累宝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和持续调整并延展推动了更大规模、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地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为我国当代出国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输入强劲动力，引领出国留学进程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进而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留学活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七十二年来，我国的出国留学整体规模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弱到强，业已蜕变为全球最大的留学人员输出群体；不懈拓展、循序渐进，累计高达1000余万人次的各级各类中国留学人员的足迹踏至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灵活务实、个性彰显，留学后回国人员的身影也已遍布国内几乎所有地域和职业；为我所用、处变不惊，留学事业的上行节奏伴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向好与国际形势的险恶无常而高低起伏，逆势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七十二年来，在我国出国留学事业建设的结构框架内，多层次、多学科、多领域、多国别、多类型的留学人才培养模式齐头并举，已系统形成“国家财政公派出国留学、单位经费公派出国留学、个人筹资自费出国留学、境外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中小学生出国留学、留学完成学业后回国就业”等六项既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又互为关联、相得益彰的运行体制和政策机制，并不断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充满动能的社会效益。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七十二年来，我国的出国留学事业已经进入全新的“繁荣发展期”，开拓空间和运行轨迹越发广泛与精准，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各类风险管控、彼此相互借鉴、协力融合调整、科学兼收并蓄”的进取模式；同时持续强化构筑了以“各路有序并举、综合效益掘进、多维合作共建、整体安全保障”为基本导向的境外求学之路，进而使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多元文明共鉴、全球文化共赏、先进模式共享”的国际化研学载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有关“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重要表述意义重大，为“当代中国留学理论体系”的整合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由“党管留学人才”“留学人员党建”“留学安全构建”“留学外交作为”“留学效益评价”建构而成并不断完善的留学工作理论体系，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出国留学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推动中国留学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理论引领和学术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于2017年4月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出简化留学回国人员学历认证等手续的决议，并重点解决长期以来留学服务与回国保障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派与单位公派留学政策持续改革、数百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终止、自费留学中介资质取消审批、内地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取消审批、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取消、疫情期间留学认证等服务保障强制升级、内地高校可酌情接受出国留学者转学就读、中外合作办学可对出国留学生择优考录、涉嫌变相售卖海外学历的文凭不被认证，等等一系列优化留学政策及简化服务程序的保障性举措连续出台彰显中共各级党组织在留学事业建设中强力推动政府职能体系的转变与优化，加快破除以往管理体制中不合理的规章和制度，不断完善并强化内部管理结构的整治与清理，持续加大并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六、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我们无不清晰地看到：百年前一个极度落后、支离破碎、虚弱不堪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凤凰一样涅槃重生，并于通往世界巅峰的征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受惩罚地威胁中国；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同时，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最大经济体，进而为疫情防控之下的世界复苏带来信心和希望；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做出预测，中国依然是经济贡献量最大的国家，其显著强劲的“成长模式”将为全球振兴作出重要贡献，进而不断调高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中国共产党以其高度自觉的使命意识、百倍坚定的人民情怀、永不言败的责任担当、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无比辉煌的发展成就，充分表明自身不愧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正在开启，多极势力格局、多种制度安排、多维思想理念、多向文化传承，正是其显而易见的典型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政治多极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新趋势、新考验和新风险，使得地缘政治与大国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种种变局，进而在凸显留学安全发展战略权重的同时大大削弱了中外教育交流的互利性潜能，放大了局限性，增添了不确定性；这对于战略大环境持续动荡的中国留学事业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调整的机遇。
百年来的中国留学发展史无可置疑地表明，具有非凡品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留学事业从以往辉煌迈向更大辉煌的旗帜，其内在能量不断释放的速度始终历史性地超越着各种挑战施压的速度；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作为具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为均衡”的全球最大规模教育教学体系借以支撑的出国留学事业，必定能够在重置期的世界格局中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进而在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注释：
①本文所述“留学人员”“留学生”泛指广义出国学习行为的实现者。
②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后成立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后改称苏联。
③实际参加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的共有13名各地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列席了中共一大；对党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脱不开身，未能出席中共一大。
④关于历届中央委员之人数和名单，学界存有诸多不同说法，本文主要依据王健英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
（苗丹国，教育部国际司原调研员、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琳，中国教育电视台项目主任；
陈可淼，教育部国际司原参赞；
魏祖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研究室原主任；
杨晓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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